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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年来西安音乐学院的长安古乐(西安鼓乐)研究述略


时间:2011年07月20日 00:00 来源:本站原创  作者:xayyxx 点击:

罗艺峰 教授

长安古乐(西安鼓乐)之文化重要性,已由许多学人再三阐明,其研究的学术重要性也不须过多繁言,作为汉唐故都所在地之唯一高等音乐学府的西安音乐学院,更有责任把此一乐种的继承、保护和研究视作自己的历史使命,方能不亏先人,不负今天。

自1980年以来的25年间的长安古乐研究,西安音乐学院作为一个集音乐教学、音乐创作、音乐科研于一身的学术单位,形成了其不同于一般研究者或学术团体的特点。

这些特点主要是——

其一:表现在古乐学术的结构性布局上

既有古乐的收集研究,也有古乐的教学课程,还有古乐团的演出展示和以古乐为素材的音乐创作,形成了全方位的展开态势,产生了一个很有特点的学术集群:

在收集研究方面,形成了以音乐学系、音乐研究所、古乐学社为主要力量的学术群体,产生了一批以《长安古乐谱》(1991,三秦出版社,西安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编)、《长安古乐论文选集》(2000,西安地图出版社,李宝杰、程天健编)等为代表的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和以冯亚兰教授、焦杰、程天健副教授等为代表的研究学者;以本院学报《交响》(古乐学社副社长李宝杰担任主编)为学术阵地,集中展示了本院学者和其他同行专家的研究成果,据统计,自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,仅我院《交响》发表的古乐研究专论就有48篇之多;近年来,音乐学系和民乐系还在学院主办了《民间与学院的对话》等系列学术活动,把民间乐社请进来,把民间原生态古乐-学院整理考订后的古乐-以古乐为素材的现代创作并列展示,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

在教学课程方面,自90年代中期以来,建立了面向研究生、本科生的长安古乐研究性课程,如《长安古乐读译谱》、《长安古乐概论》等;民乐系在各乐器方向的练习曲编写方面,大量使用了古乐素材;学院培养了许多以古乐研究和演奏为方向的青年教师、硕士研究生、本科生等对古乐有强烈兴趣和对传统音乐有坚实基础的后备人才。

在古乐展示演出方面,以西安音乐学院民乐系、长安古乐学社、音乐学系为主力,进行了研究成果的声响活态展示,把音乐学术化为可听形态,以鲁日融教授为艺术指导、冯亚兰教授为学术顾问的“长安古乐艺术团”访问了欧洲德、荷、比、瑞、法、西等六国(1991),行程月余、在19个城市演出18场,观众达万人;在台湾(1997)、泉州(2002)等地,不仅为院校和音乐界师生举办学术性演出和专题报告,也为社会观众表演了多场;同时还出版了长安古乐CD、录音带和电视专题片,其中在“欧洲国际民俗艺术协会”主办的艺术节录音CD,获得了当年法国“查理·考斯”学术唱片金奖(1991),取得了崇高的声誉,宏扬了古乐传统。

在以古乐为素材的创作方面,产生了著名作曲家饶余燕教授的民族管弦乐音诗《骊山吟》、民乐合奏《玉门散》、《雨霖铃》、《鼙鼓断魂》、筝与乐队《黄陵随想》等;周煜国副教授、孙永志讲师创作的笛与乐队《遐方怨》、筝三重奏《秋望》;宁勇副教授整理编创的《长安古乐阮曲集》;梁欣副教授创作的吹打乐《轩辕颂》、《新翻别子》、梁欣、吴晓钟创作的管子独奏《满园春》;程天健副教授编曲的管子独奏《雨霖铃》、弹拨乐齐奏《婆罗门引》;冯亚兰教授译配的多首古乐词曲《诉衷情》《鹊踏枝》等优秀作品。这些作品或者已登上音乐会舞台,或者已有音象产品出版,且都具有专业水准,也都保持了古乐的风韵,具有较高艺术价值,为古乐传统的发扬光大、发展创新做出了很大贡献。

其二:表现在古乐学术思想的开放性上

古乐学术,上可连千年中华乐史之种种律、调、谱、器诸问题,下可及民间音乐传统之种种行为方式;深可探古乐学术重要之“除弊”问题,浅可议古乐名实关系的“正名”之争。作为学院学术,本应该有开放意识,以科学态度对待一切学术问题,故本院古乐研究,或取人之所长,以补己之不足;或取域外(如日本)的材料为参照,以见本土文化之价值;或请民间艺师进学院传经,或下田间村舍学习古乐之真谛。这些活动中反映出的学术思想,既有比较音乐学的意识,也有民族音乐学的方法,还有文化人类学的视野,更有历史文化学的眼光,表现出一种健康、向上,开放、前趋的可贵学术精神。

20多年来,我们在古乐近百次的采集、学习、研究过程中,涉及到的民间艺师主要有余登瀛、余铸、赵庚辰、何生哲、何生璧、蔺峰岳、王顺堂、顾景昭、崔世荣、张存柱等前辈,留下原始录音资料40多小时;

涉及到的民间古乐社主要有:何家营古乐社、南集贤古乐社、城隍庙古乐社、东仓古乐社、西仓古乐社、迎祥观古乐社等,并将19个民间古乐社的遗址照片和演奏照片作为历史资料;

走访县市主要有:西安市、长安县、周至县、户县、兰田县等;

发生交流的院内外同行专家主要有(日本)岸边成雄、黄翔鹏、饶宗颐、冯光钰、李石根、刘恒之、冯亚兰、元修和、焦杰、程天健、吕洪静、李健正、李世斌、何钧、李明忠、李武华等学者;

涉及到的研究机构主要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、中央音乐学院、陕西省音协、陕西省艺术研究所、陕西省群众艺术馆、西安市群众艺术馆等;

无疑,此一情况必将影响本院古乐学术的性格,造成一种“古今-中外,民间-学院”,全面而多元的开放态势,而这正是我们的古乐研究生命力之所在,价值之所在,前途之所在。学术者,天下公器也!一座具有此等思想气度的学院,一群具有现代文化意识的学者,一个应该大家努力的研究课题,必须有思想的全方位开放,才可能活跃学术、质疑问难;讨论问题、切近真理。许多与古乐有关的学术难题,不正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的烛照下,获得一定程度地解决的吗?!所有那些名实之争,去弊之惑,朔源之疑,也许只有在这样的开放心态下才能够有所创获!而这正是西安音乐学院古乐学术开创发展20多年来的经验之一。

其三:古乐学术的重要课题设置和展开

所有的学术安排、机构设立、人员集合,无不应以研究课题的设置和展开为要务,因为一切学术研究都必须以课题的形式开展。所谓课题,是研究中有待解决证明的假设,课题设置的质量反映研究者的基本学术水准和问题意识。在本院的古乐学术中,以传统学术的律、调、谱、器等为类别集中开展了这样一些课题的研究:

1、律学问题。

包括了古乐律制、测音、中外比较、古今比较,如李武华《西安鼓乐音律朔源》(选集,第240页)一文,建立在民间乐社的录音测定基础上,又参以日本雅乐音律,五代王朴律进行综合考察,得出了西安鼓乐和日本雅乐音律均系出自唐代、这种音律和音阶似可说明在五代或唐代已经产生的结论。我院许多古乐学者对长安古乐的律学问题有深入讨论,形成了一些较为科学的认识,对于人们尤为重视的古乐朔源问题有重要意义。

2、乐学问题。

包括了古乐唱名、宫调及音阶等问题、如刘恒之《西安鼓乐的唱名问题》(选集,第113页)一文,研究了民间古乐唱名的形式,认为:西安鼓乐的记谱和读谱,既有相对固定的因素,也有随意的、不固定的因素,记谱与读谱均无标准音作为依据,既不能称为固定唱名,也不是首调唱名,作者觉得称为“首基调唱名”可能较为贴切。此一研究对于我们理解鼓乐(古乐)的实践有重要价值。又如冯亚兰《长安古乐的宫调及音阶》(选集,第117页)一文,以古乐的谱字、拍、调标记为基础,讨论了长安古乐学术内涵最为丰富和重要的宫调问题,认为:古乐实际上运用了古代均、宫、调的音乐理论,其上、六、尺、五四调,就是四个均,其中包含了同均三宫不同调式的实际运用,从而得出这样的认识:我国传统音乐理论的建立是在音乐艺术的运动实践基础上,被升华为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的,再考以历史文献和长安古乐的民间实践,可以认为长安古乐是源于唐并不断吸收宋、元、明、清各代民族民间音乐精华于一体的古老乐种。再如现任学院长安古乐学社社长焦杰副教授《关于长安古乐四调的研究》(选集,第164页)一文,也集中讨论了古乐的宫调问题,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,他从自己的音乐实践出发,以古乐的笛子、笙、管子、云锣的演奏与古乐乐曲的关系,古乐四调与其他音乐的关系等为实证事例,研究了古乐的四调、音阶、调式等音乐形态,对于已有观点进行了质疑和讨论。他的《长安古乐与日本民歌调式之比较》(选集,第351页)一文,则以比较的方法建立了日、中间古代音乐交流的关系,其学术基础正是乐学,这是在古乐的乐学方面的开拓性研究之一。

2、古谱学问题。

长安古乐作为历史遗存,一是民间的活态音乐文化,以口耳相传的“种族集体生命的内部传承”为主要文化形式;二是以俗字谱的文化形式传承至今,与中国一些重要古代乐种的历史遗存形式类似。正因为如此,古乐学术就与古谱学发生了密切关系,研究古乐的谱式和实践形态,是我们古乐学术重要课题之一,所有古乐学者,识谱、读谱、韵曲、灌耳音,是其根本的研究方法之一,也是古乐学术的“不二法门”。长期以来,西安音乐学院的“长安古乐学社”和参与古乐实践的教师们,无不重视古谱学的学习和研究。冯亚兰《长安古乐谱解读》(《长安古乐谱》,1991年)一文,详细介绍了古乐的谱字、拍、调记写形式,认为:长安古乐的谱字属于燕乐俗字谱。又研究了鼓扎子(锣鼓谱)的状声字读法与奏法,以及其他符号与术语的读音和使用方法等。刘恒之先生认为:西安鼓乐由于没有标准音,其八个谱字的音高是随意的,从而六、尺、上、五四个调,只有它们之间的上、下五度关系(以六调为基础)是确定的、不变的,而其调高却是不固定的,可以随意高低。(选集,第115页)。本院其他古乐学者也都掌握和研究过古乐的谱式问题和实践问题。

4、乐器学问题。

我院研究者和实践者,大多能兼演奏艺能,因此很自然地会关注古乐中的乐器学问题,且注意到民间古乐的乐器与古乐的乐律学问题有密切联系,所谓“道器一体”,形而上的古乐之道一定与形而下的古乐之器是统一的。我院古乐专家冯亚兰等均考察和研究过古乐的演奏形式,对于长安古乐的坐乐和行乐,有深入的讨论,如冯亚兰为《长安古乐谱》所写的古乐概述性文章详细写到古乐的演奏形式和乐器组合与应用;如程天健《长安古乐中的笛子及其应用》(选集,第291页)一文,考察了古乐中领奏的乐器——笛子的应用问题,认为古乐曾经使用过四种笛子,即:官调笛、平调笛、梅管笛、夏笛(已失传),它们都是匀孔笛,但调高、音位、用法则有所不同,现在一笛吹四调,将会造成调式概念不清、音区、音域不分而失掉古乐的风韵,因为古乐的理论与古乐的实践是统一的,乐器的应用与乐曲的表现是一致的。该文作者《长安古乐曲“雨霖铃”浅析》(选集,第324页)则涉及到管子这件乐器在古乐的应用问题;岳华恩、刘析羽《笙在西安鼓乐的演变》(选集,第308页)一文,提出的问题是:为什么西安古乐17管笙只用10簧?经过民间考察发现:西安鼓乐原来所用的不仅有10簧,而至少应有14簧,同时比较宋、清两代记载的笙、目前发现的佛寺笙和日本古代笙、西安鼓乐笙,发现日本正仓院笙与西安鼓乐笙相同的情况,也发现了民间鼓乐实践中存在的问题,提出:乐器、乐谱、四调之间关系是理解长安古乐的乐学问题的关键环节。

5、曲体学问题。

许多研究者都发现,长安古乐与唐、宋大曲或俗乐的曲体形式,存在着密切的联系,因此很自然地关注到民间古乐的结构方式。本院古乐学者对于长安古乐的行乐、坐乐、歌章、鼓段、套曲、散曲以及古乐所用之民间术语等,均有研究和考察,1991年出版之西安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编《长安古乐谱》,更把这里所谓“曲体学”称为“曲式”而作了细致分析。本院前院长刘恒之教授《西安鼓乐曲的曲体结构和艺术手法》(选集,第177页)一文则深入考察了历史文献中反映的唐、宋音乐曲体特征与民间西安鼓乐的曲体结构的异同关系,认为:“路曲”、“歌章”、“耍曲”、“花鼓段”、“打扎子”等西安鼓乐常用名称,只是习惯的分类,有的按其乐曲特性而名,如“起目”、“别子”、“引令”、“路曲”;有的按乐曲特性而名,如“鼓段曲”、“花鼓段”、“打扎子”;有的则是承袭历史上的乐曲名,并无统一的分类标准,只是按传统习惯沿用下来的称呼。他把西安鼓乐的结构样式分为“单曲体”、“联曲体”、“循环体”、“套曲”等体裁。在艺术手法上则有“换头”、“插段”、“穿靴戴帽”等,作者认为从西安鼓乐的曲体结构和艺术手法上可以看出,这一古老乐种可以上朔唐、宋或更早,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则更融入了许多其他民间音乐的因素。

6、古曲考证问题。

民间古乐有许多曲名可以上朔到唐、宋文献之中的记载,究竟其名实是否相符,是古乐学术重要的辩伪去弊工作之一。本院冯亚兰教授最有学术价值的成果之一,是她对于在历史上素富盛名的《婆罗门引》一曲的考证。论文《婆罗门词曲考》(选集,第313页)根据世传古曲认为:《婆罗门曲》不仅存在,而且不止一首,在记译了民间艺师余铸先生传谱韵曲并经过多种方法的缜密考察后,她强调:长安古乐《婆罗门引》,是从印度传入的《婆罗门》大曲之摘遍或是摘遍之地方化,其所用越调与历史记载相符,其风格表明是宫廷所演奏的外来音乐,流传并保留在长安古乐中了。这一古乐钩沉工作得到已故著名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的高度肯定,同时对于冯亚兰教授《内家娇》一曲的译谱记写也给以了很高评价,认为给了我们一个“林钟商”在唐、宋间发生了名实变化的例子。(选集,第5-6页)。试想,如果我们大家都在做这样的一曲一曲的考察研究,古乐的学术问题、中国音乐史上许多难得一解的课题,是不是会有更光明的结果呢?

7、记译乐曲。

读谱、记译、韵曲,是古乐研究重要的基础,许多古乐学者都以此为自己学术的重要工作,本院学者们长期从事古乐研究,记写和翻译了许多民间乐曲,据不完全统一可能有数百首之多。仅根据1991年出版的《长安古乐谱》,本院古乐学者记译的民间古乐有:

一、坐乐套曲

1、大乐《垂杨柳》,冯亚兰记译

2、《折桂令》,程天健记译

3、花鼓段六调《柳含烟》,冯亚兰记译

4、尺调《青天歌》,元修和记译

5、上调《普天乐》,冯亚兰记译

6、五调《杏花林》,焦杰记译

7、梅管双云锣《四朝元》,焦杰记译

二、行乐散曲

1、《婆罗门引》冯亚兰记译

2、《明妃怨》程天健记译

3、《雨霖铃》程天健记译

4、《遐方怨》焦杰记译

5、《满园春》元修和记译

这些古乐曲的记译和发表,再参证以相关学术论文,有极为突出的史学和音乐学意义,对于我们今天认识民间传统、修续古代乐史、求真释疑,补缺解惑,具有无可怀疑的价值:

8、古乐学术的提炼。

20多年来,西安音乐学院的古乐学者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,涉及到田野工作、文献考索、乐律学研究、曲体学、乐曲考古、乐器学、古谱学、文化学、历史学等学科,在音乐的技术学术、音乐的知识学术、音乐的思想学术三个层面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总结。

在古乐的技术学术方面,主要有长安古乐谱式性质的认识,古乐音乐结构的分析,古乐声、韵、调的考索,古乐的宫调理论,古乐的演奏形式研究、古乐的乐器学问题、田野工作方法等。

在古乐的知识学术方面,主要有对现存民间律调名实关系、今存民间古乐曲牌名称与唐宋历史文献记载的关系、民间古乐术语的文化内涵研究、古乐曲体结构与唐宋大曲的比较等。

在古乐的思想学术方面,主要有对民间传统的认识分析、当代学术的观念取向、音乐文化的价值建构、古乐研究的科学态度、古乐研究的思想文化意义等。

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,长安古乐学术的价值在于:

证明今存民间音乐中,富含古代因子,唐乐之伟大传统,不惟存在于文献,尤活在民间;体现当代音乐学术在基本观念取向上、方法论上,有更超乎纯书斋之上的科学性质;匡正外人所谓“唐乐在日本”的谬说,引导学界注目于汉唐故都活的人文传统;倡导关心民间音乐活动,深入民间,研究社会,调查走访,虚心求教的学风,认人民为学术之师,立民间生活乃传统之源的观念;

这些研究价值,证明许多古乐学者的努力是有意义的,是当代音乐文化建设之重要方面之一。

本文认为:对象存,则学术在;观念存,则立场见;方法存,则见识出。对象、观念、方法,三位一体,又有自身特殊性,则“古乐学”作为学科就可以成立,陕西的古乐学者对此有历史的责任!西安音乐学院对此有深度的体认和强烈的追求!

2006/4/20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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